道教教义规戒--清静
2013-04-18 点击数： 字体： 大 中 小
道教认为“道”包含着清和浊，静和动等对立的两个方面，其中清静是本，浊动是流。因为，清是浊的根源，静是动的基础。所以，不论是治国治身都要清静。学道者如能清静，则与天地同寿。
《道德经》中提到“静”字有十处。其中“清静”连用的仅一处。第十六章称“守静笃”，“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”，意思是要将致虚和守静都做得非常精湛，返回本根叫做静，静了才是复命。第四十五章称“静胜躁，寒胜热。清静为天下正”，阐明了静的作用，能够克服扰动，制服暑热。清静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模范。第三十七章还称“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”。说明要做到静的关键是“不欲”，即不起贪欲，清静无为，那么天下自然得到规范。《南华真经·天地》篇称：“古之畜天下者，无欲而天下足，无为而万物化，渊静而百姓定。”
意即古代之善于治理天下者，没有贪欲而天下能自足，任其自然而万物能自化，心如深池之水那样的平静，百姓也就自然安定。《天道》篇还认为圣人之静，“非日静也善，故静也，万物无足以铙心者，故静也”而更重要的是因为“天地之鉴也，万物之镜也”，进而将“静”视作观察和衡量天地万物的方法和标准。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称： “清静者，德之至也；而柔弱者，道之要也；虚而恬愉者，万物之用也。”将“清静” 和“柔弱”作为道德的至要。在《精神训》和《说林训》中还称“天静以清”，“水静则平”；《原道训》还认为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，都以“静”作为天地万物的规律和人的行为规范。由此，在阐述人主治国之术时，认为“清静无为，则天与之时，廉俭守节，则地生之财，处愚称德，则圣人为之谋”。君人之道，就是拿“处静”来约束自己，拿“节俭”而守纪律来约束下属。“处静”，就不会骚扰下属，“节俭”，就不会使民众产生怨恨的情绪。
早期道教继承了先秦和两汉道家清静是“道”之本源的观点。《老子想尔注》认为 “道常无欲，乐清静，故令天地常正”，要求“天子王公”，尽管荣华显达，被人尊奉，但是“务当重清静，奉行道诫”，不可妄为。对于学道的人，则“当自重精神，清静为本”。《太平经》中则认为天地有性，“善者致善，恶者致恶，正者致正，邪者致邪”，人只要能够自己“善”和“正”，就能感动天地。声称“人心端正清静，至诚感天，无有恶意，瑞应善物为其出。子欲重知其大信，古者大圣贤皆用心清静专一，故能致瑞应也。”从魏晋至唐代，“清静”一直是道士学道和修道的重要内容。葛洪《抱朴子内篇》称：“仙法欲静寂无为，忘其形骸”。将“静寂”作为学仙之法的基本要求。司马承祯《坐忘论》认为“心”是“一身之主，百神之帅”。学道的第一步就是“安坐收心离境，住无所有”，“法道安心，贵无所著”。收心的标准，就是“是非美恶，不入于心，心不受外，名曰虚心，心不逐外，名曰安心”。只有收心，才能“各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，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”。《清静经》充分发挥了《道德经》的清静思想，认为“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”。唐代以后道门注家对此作了充分发挥，杜光庭在《清静经注》中称：“清者，天之气也，浊者，地之气也。”
又曰：“清浊者，道之别名也。学仙之人，能坚守于至道，一切万物自然归之。” 元初道士李道纯也注曰：“清浊本一，动静不二，流虽浊而其源常清，用虽动而其体常静。清静久久，神与道俱，与天地为一。”《清静经》着重阐述了清静修炼的要求是澄心遣欲，万类皆空，“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，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澄其心而神自清”。杜光庭在其注本中对此也有所阐释：“遣者，去除之喻也。人能去其情欲，内守元和，自然心神安静，心既安静，世欲岂能生焉？”
李道纯认为“遣欲之要”为“悠悠万事，不是空一以贯之，终归元物”，就是经文所述之意：“能遣之者：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悟，唯见于空。”身心和万物，都被视作“空”，当然物欲即可摆脱。《清静经》还认为只是遣欲，还不能真正做到清静，只有“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。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。无无既无，湛然常寂。寂无所寂，欲岂能生！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静矣”。由此，修炼的“清静”，才是“真道”。“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”。这样一种“清静”得道，实际上就是追求一种身心精神的完全超脱，绝对自由的境界。既不为物累，也不为心累，不为累而累，也不为不累而累。
宋元以后，清静之道与道教内丹修炼之术逐渐融合。《云笈七箓》卷五十六《诸家气法》引《元气论》称“无劳尔形，无摇尔精，归心静默，可以长生。生命之根本，决在此道”。
意思是长生修炼之诀窍在于使形神清静，保持根本。卷九十一《七部名数要记》称， “专精积神，不与物杂，谓之清”，“反神服气，安而不动，谓之静”。卷九十二《仙籍语论要记》称，“专精养神，不为物杂，谓之清；反神服气，安而不动，谓之静。制念以定志，静身以安神，保气以存精。思虑兼忘，冥想内视，则身神并一。身神并一则近真矣”。“近真”，就是得道的意思。全真道创立后，“清静”之法，就完全同精、气、神的内修联系在一起了。《纯阳真人浑成集》中有诗两首，一首题名《清》：“一念不起，万缘何生。虚无浩浩，月白风清”；另一首题名《静》：“外境不侵，内神自定。
一点灵光，莹然自静。”这两首诗从“外侵”、“内念”等角度描述了内修中的感受。《真仙直指语录》引全真七子之一马丹阳之语，称：“清静者，清谓清其心源，静谓静其气海。心源清则外物不能挠，性定而神明。气海静则邪欲不能作，精全而腹实。故澄心如澄水，万物自鉴。养气如护婴儿，莫令有损。气透则神灵，神灵则气变，此清静所到也。”李道纯在《清庵莹蟾子语录》中述及“清净”时，也说“灵源浪息谓之清，性地无尘谓之净。神水本来清，随流便不澄。只今还不动，慧日自西东”，“清清净净本无言，才有施为不自然。默识通玄关窍透，性灵神化宝凝坚”。认为内修之中，神水之流转，关窍之通透，都要依靠“清静”功法作为基础。
清代全真道士黄元吉在《乐育堂语录》中，较为辩证地看待内丹修炼中的“动静” 问题。他认为“静处炼命，动处炼性，集义生气，积气成义”，主张“成真作圣，皆从此一动一静，立其基。盖静则无形，动则有象，静不是天地之根，动亦非人物之本，惟此一出一入间，实为玄物之门”。认为内修的过程是动静结合的过程。在炼命阶段强调“静”，在炼性阶段强调“动”，只有在一动一静之中，修道之人才能炼就大丹。
王元晖在其《清静经》的注本中称，修炼之士“当须入三静关”，要大静三百日，中静二百日，小静一百日。在入关期间，要“闭户不出”。但是，黄元吉在修炼场所的选择上，并不主张形式上的“静”，认为：“只要在欲无欲，居尘出尘足矣。古云：炼己于尘俗，原不可绝人而逃世，须于人世中修之，方能淡得尘情，扫得垢秽，否则未见性明心，即使深居崖谷，鲜不炼一腔躁气也。”至于玉液已成，炼金液大丹时，为了以山林的天地之气，养已身先天一气，才不得不入山采药，择静地而修之。在修炼过程中，黄元吉也认为动静是结合的，“当夫静坐之时，一心返照于虚无祖窍，务令无知识，无念虑，尘垢一空，清明尝见，庶几混混沌沌之中，落出一点真意，即是先天之意。从此有觉，即先天之觉。从此有动，即先天之动”。通过“静坐”的修炼，达到先天之 “觉动”。在一静一动之中，“真精真气真神，即从此而生”。
《道德经》中提到“静”字有十处。其中“清静”连用的仅一处。第十六章称“守静笃”，“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”，意思是要将致虚和守静都做得非常精湛，返回本根叫做静，静了才是复命。第四十五章称“静胜躁，寒胜热。清静为天下正”，阐明了静的作用，能够克服扰动，制服暑热。清静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模范。第三十七章还称“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”。说明要做到静的关键是“不欲”，即不起贪欲，清静无为，那么天下自然得到规范。《南华真经·天地》篇称：“古之畜天下者，无欲而天下足，无为而万物化，渊静而百姓定。”
意即古代之善于治理天下者，没有贪欲而天下能自足，任其自然而万物能自化，心如深池之水那样的平静，百姓也就自然安定。《天道》篇还认为圣人之静，“非日静也善，故静也，万物无足以铙心者，故静也”而更重要的是因为“天地之鉴也，万物之镜也”，进而将“静”视作观察和衡量天地万物的方法和标准。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称： “清静者，德之至也；而柔弱者，道之要也；虚而恬愉者，万物之用也。”将“清静” 和“柔弱”作为道德的至要。在《精神训》和《说林训》中还称“天静以清”，“水静则平”；《原道训》还认为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，都以“静”作为天地万物的规律和人的行为规范。由此，在阐述人主治国之术时，认为“清静无为，则天与之时，廉俭守节，则地生之财，处愚称德，则圣人为之谋”。君人之道，就是拿“处静”来约束自己，拿“节俭”而守纪律来约束下属。“处静”，就不会骚扰下属，“节俭”，就不会使民众产生怨恨的情绪。
早期道教继承了先秦和两汉道家清静是“道”之本源的观点。《老子想尔注》认为 “道常无欲，乐清静，故令天地常正”，要求“天子王公”，尽管荣华显达，被人尊奉，但是“务当重清静，奉行道诫”，不可妄为。对于学道的人，则“当自重精神，清静为本”。《太平经》中则认为天地有性，“善者致善，恶者致恶，正者致正，邪者致邪”，人只要能够自己“善”和“正”，就能感动天地。声称“人心端正清静，至诚感天，无有恶意，瑞应善物为其出。子欲重知其大信，古者大圣贤皆用心清静专一，故能致瑞应也。”从魏晋至唐代，“清静”一直是道士学道和修道的重要内容。葛洪《抱朴子内篇》称：“仙法欲静寂无为，忘其形骸”。将“静寂”作为学仙之法的基本要求。司马承祯《坐忘论》认为“心”是“一身之主，百神之帅”。学道的第一步就是“安坐收心离境，住无所有”，“法道安心，贵无所著”。收心的标准，就是“是非美恶，不入于心，心不受外，名曰虚心，心不逐外，名曰安心”。只有收心，才能“各归其根，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，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”。《清静经》充分发挥了《道德经》的清静思想，认为“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”。唐代以后道门注家对此作了充分发挥，杜光庭在《清静经注》中称：“清者，天之气也，浊者，地之气也。”
又曰：“清浊者，道之别名也。学仙之人，能坚守于至道，一切万物自然归之。” 元初道士李道纯也注曰：“清浊本一，动静不二，流虽浊而其源常清，用虽动而其体常静。清静久久，神与道俱，与天地为一。”《清静经》着重阐述了清静修炼的要求是澄心遣欲，万类皆空，“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，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澄其心而神自清”。杜光庭在其注本中对此也有所阐释：“遣者，去除之喻也。人能去其情欲，内守元和，自然心神安静，心既安静，世欲岂能生焉？”
李道纯认为“遣欲之要”为“悠悠万事，不是空一以贯之，终归元物”，就是经文所述之意：“能遣之者：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悟，唯见于空。”身心和万物，都被视作“空”，当然物欲即可摆脱。《清静经》还认为只是遣欲，还不能真正做到清静，只有“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。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。无无既无，湛然常寂。寂无所寂，欲岂能生！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静矣”。由此，修炼的“清静”，才是“真道”。“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”。这样一种“清静”得道，实际上就是追求一种身心精神的完全超脱，绝对自由的境界。既不为物累，也不为心累，不为累而累，也不为不累而累。
宋元以后，清静之道与道教内丹修炼之术逐渐融合。《云笈七箓》卷五十六《诸家气法》引《元气论》称“无劳尔形，无摇尔精，归心静默，可以长生。生命之根本，决在此道”。
意思是长生修炼之诀窍在于使形神清静，保持根本。卷九十一《七部名数要记》称， “专精积神，不与物杂，谓之清”，“反神服气，安而不动，谓之静”。卷九十二《仙籍语论要记》称，“专精养神，不为物杂，谓之清；反神服气，安而不动，谓之静。制念以定志，静身以安神，保气以存精。思虑兼忘，冥想内视，则身神并一。身神并一则近真矣”。“近真”，就是得道的意思。全真道创立后，“清静”之法，就完全同精、气、神的内修联系在一起了。《纯阳真人浑成集》中有诗两首，一首题名《清》：“一念不起，万缘何生。虚无浩浩，月白风清”；另一首题名《静》：“外境不侵，内神自定。
一点灵光，莹然自静。”这两首诗从“外侵”、“内念”等角度描述了内修中的感受。《真仙直指语录》引全真七子之一马丹阳之语，称：“清静者，清谓清其心源，静谓静其气海。心源清则外物不能挠，性定而神明。气海静则邪欲不能作，精全而腹实。故澄心如澄水，万物自鉴。养气如护婴儿，莫令有损。气透则神灵，神灵则气变，此清静所到也。”李道纯在《清庵莹蟾子语录》中述及“清净”时，也说“灵源浪息谓之清，性地无尘谓之净。神水本来清，随流便不澄。只今还不动，慧日自西东”，“清清净净本无言，才有施为不自然。默识通玄关窍透，性灵神化宝凝坚”。认为内修之中，神水之流转，关窍之通透，都要依靠“清静”功法作为基础。
清代全真道士黄元吉在《乐育堂语录》中，较为辩证地看待内丹修炼中的“动静” 问题。他认为“静处炼命，动处炼性，集义生气，积气成义”，主张“成真作圣，皆从此一动一静，立其基。盖静则无形，动则有象，静不是天地之根，动亦非人物之本，惟此一出一入间，实为玄物之门”。认为内修的过程是动静结合的过程。在炼命阶段强调“静”，在炼性阶段强调“动”，只有在一动一静之中，修道之人才能炼就大丹。
王元晖在其《清静经》的注本中称，修炼之士“当须入三静关”，要大静三百日，中静二百日，小静一百日。在入关期间，要“闭户不出”。但是，黄元吉在修炼场所的选择上，并不主张形式上的“静”，认为：“只要在欲无欲，居尘出尘足矣。古云：炼己于尘俗，原不可绝人而逃世，须于人世中修之，方能淡得尘情，扫得垢秽，否则未见性明心，即使深居崖谷，鲜不炼一腔躁气也。”至于玉液已成，炼金液大丹时，为了以山林的天地之气，养已身先天一气，才不得不入山采药，择静地而修之。在修炼过程中，黄元吉也认为动静是结合的，“当夫静坐之时，一心返照于虚无祖窍，务令无知识，无念虑，尘垢一空，清明尝见，庶几混混沌沌之中，落出一点真意，即是先天之意。从此有觉，即先天之觉。从此有动，即先天之动”。通过“静坐”的修炼，达到先天之 “觉动”。在一静一动之中，“真精真气真神，即从此而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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